第504章 0499【礼之变】
第504章0499【礼之变】
今天的朝会，根本不叫朝会，整个一草台班子。
朱氏父子并非皇帝，诸多官员亦无职务，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而已。
礼乐也没有，因为不能乱用。
就是父子俩来了，朱国祥高居御座之上，朱铭搬一把交椅坐在侧下方，然后就有侍卫呼喊百官上殿。
“拜见大经略，拜见大元帅！”
张根、高景山领衔行礼，众人跟着鞠躬作揖。
朱国祥扫了一眼，只能看清前面两三排，后面那些人全部沦为背景板。他开口说道：“暴宋无道，我父子遂起兵以正乾坤。今宋皇已被俘，奸臣随赵佶奔往东南，正是天下百废待兴之时，还须仰着各位贤才共同治理……”
或许是特殊的空间原因，朱国祥声音不大却传得很远。
相比起朱铭在东京杀人抄家，朱国祥就显得温和仁厚得多，赵宋旧臣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贤君。
开场白说完，就该进入正题了。
群臣已经商量好，由一文一武一宗室做代表劝进。
翰林学士翟汝文率先出列，他是朱铭科举时的考官。当时力保朱铭的考官，只剩翟汝文还活着，因此身份极为特殊，可以称得上是朱铭的座师。
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正名须正位，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翟汝文说得干脆利落，丝毫不绕弯子。
钱忱身为旧宋公主之子，虽然其武职属于虚衔，但他跟朱铭私交不错，因此作为武官代表出列：“天下不可无主，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
赵遹则是宗室代表：“朱经略可先领汉王之爵，请旧宋皇帝择吉日禅让。”
先封王，再禅让，属于最标准的登基流程。
“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
先前只是作揖见礼的众人，此刻齐刷刷跪下。
朱国祥按照写好的剧本，问道：“吾儿是何打算？”
朱铭说道：“父亲称王可以，称帝也可以，但不能禅让。”
众人一愣，俱皆愕然。
在传统观念当中，是有“天命”存在的。
天命认可了赵氏，因此天命归宋，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国家。改朝换代，天命转移，禅让就是关键一步新的皇帝和王朝才能拥有法统。
翟汝文身后一个文官站出来：“改朝换代，天命转移，不可不慎重，不可不守礼。”
朱铭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那文官说道：“旧宋起居郎胡安国。”
“胡康侯居然也在东京。”朱铭莞尔一笑，那笑容有些诡异。
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，朱熹的影响力自然最大，而胡安国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，且其《春秋》造诣是公认的两宋第一人。
此人的私德完美无缺，没有任何漏洞可供政敌攻击，做官多年甚至没贪过半文钱。却是秦桧两度拜相的推手，帮助秦桧疯狂排除异己，被时人视作“秦党党魁”。
胡安国推崇“大一统，大复仇”那一套。
鉴于南宋初年遍地乱兵，各路将领有军阀化的征兆，胡安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，收拢帅臣和武将的权力，裁撤那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。既然要收拢兵权，就暂时不能打仗，必须跟金国议和，因此胡安国跟秦桧在治国方针上达成一致。这是“大一统”。
但与此同时，胡安国又主张尊王攘夷，闹着要给君父复仇，坚决反对“割地求和”。在两次关键时刻，他都积极支持主战派，想要以战促和并且不割地，而且试图让赵构收权之后，治国练兵再进行反攻。这是“大复仇”。
而且胡安国并非放嘴炮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，其《时政论》二十一篇即强国发展计划。
见朱铭也听说过自己，胡安国非常兴奋，说道：“帝王之命在民心，人君者，其职在养民，有国必先固本，而民为国本也。臣在治国安民一道上，窃与大元帅不谋而合。百姓安乐，则万民归心，必尊王攘夷一扫夷狄。然则，民为邦本，君亦为臣纲。只有君王正心守礼，臣子才不会乱心。禅让之礼，万万不可废！”
朱铭问道：“天命何在？”
胡安国说：“天命不可妄揣，只可感应之。天命转移，应在民心逆顺。得民心者，便得天命矣，正如经略与元帅这般。”
朱铭又问：“吾之天命，既从民心而来，为何要赵宋皇帝禅让？”
胡安国说：“顺理成章。如今民心已定，只缺禅让之礼，一旦禅让礼成，天命便告转移。”
“我不搞禅让，天命就不在了吗？民心就会思慕旧宋吗？”朱铭质问道。
“这……”
胡安国整理措辞道：“礼有本末。正身治人，礼之本也；威仪文辞，礼之末也。今经略已得礼之本，为何要弃礼之末？弃末固不伤本，而未尽其全功也。”
此言一出，群臣不禁点头，当世大儒说话果然有水平。
胡安国的意思是说，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，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。既然已经有内涵了，为什么要舍弃表象？登基这种大事，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。他支持搞禅让，并非什么舍本逐末，而是本末全都要！
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。
胡安国继续说：“礼，国之干也。敬，礼之舆也。不敬则礼不行，礼不行则上下昏，何以长世？”
这是在引用《左传》，说礼（包括国家制度）是国家的主干，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。正心诚意固然重要，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，如果不守礼制，就缺一个做事标准，全国上下就要乱套。
朱铭猛地来一句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……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孔子这段话，我却更看重‘所损益’三个字。”
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，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，礼的形式不断改变，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。
朱铭的意思是说，大家都盯着“不变”，但他却关注于“改变”。
胡安国心中一惊，不只是他，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。
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，而是在发表宣言：老子要改规矩了！
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，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。
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？
孔子的“所损益”三个字，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。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，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，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。
精神内涵不可变，是礼之本、礼之常。
繁文缛节可以变，是礼之末、礼之变。
这符合儒家经义。
朱铭说道：“天命，是我父子匡乱世、济百姓，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。与那赵宋何干？让赵桓禅位，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？也不能说乞讨，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，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。如果要敬天告民，登极大典就足够了，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？”
朱铭盯着胡安国说：“你且说说三代以下，哪个皇帝禅让是自愿的？强逼旧君禅让，还三请三辞，这有半点敬的意思吗？非但不敬，还欺天愚民！你自认为知晓礼之本末，实则在舍本逐末！”
“不敢！”
胡安国连忙低头否认，他知道朱铭在诡辩，但诡辩得也有些蛮横道理。而且以现在两人的身份，有些事情不能乱说，朱铭必定能够赢得辩论。
众人看向朱国祥，想听听这位什么反应。
可惜没有任何反应，朱国祥笑呵呵坐在上面，如同一尊泥塑的弥勒佛。
赵宋旧臣俱皆骇然，原来真正主事的是朱元帅，朱经略在这种时候居然不发表意见。
今后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吧？
玄武门之变，深层原因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。
朱国祥终于还是说话了，温言细语道：“禅让之礼，可以不用，有登极大典即可。如今宇内未平，也可先不称帝，明年元旦当称王建制。所立官制，也与旧宋不同。旧宋先用三省六部制，再改中书门下制，复用三省六部制。改来改去，莫衷其是，反倒弊病横生。吾儿且说说。”
朱铭接过话头：“新的制度，叫阁部院制。”
“各殿大学士，组建内阁，皆为阁臣。阁臣之首，为首辅，也可视为太宰、左相、首相。阁臣之次，为次辅，也可视为少宰、右相、次相。其余阁臣，等同于副宰相。”
“御史台，改为督察院。”
“银台司，改为通政院。”
“枢密院，保留不变。”
“一阁三院六部，此为新朝之中枢。”
父子俩没有增加部级机构，依旧是六部，财权归于户部。
宋代有个三司使，别称“计相”，乃首席财政大臣。很快就畸变为庞然大物，上欺宰相，下压六部。连军事都能插手，打仗前先考虑财政得失，还造成大规模职权重叠，元丰改制时重点予以废除。
有这前车之鉴，朱铭自然不会再设。
至于通政院，就是明代的通政司。这玩意儿在明初权力极大，是皇帝处理朝政、沟通内外的主要机构，六科不过是通政司的下属部门。
内阁出现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侵夺通政司大权，接着又收编翰林院，继而再辖制六科——整个过程，用了上百年时间，内阁终于诞生权相。
如果通政司正常运转，就不需要什么司礼监了。
朱铭又仔细讲述“一阁三院六部”的权责划分，群臣为之骇然，就连张根、高景山都颇为震惊。
一旦这种中枢构架落实，皇权将达到一个顶峰，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制约。
这跟宋徽宗的任性妄为不同，宋徽宗靠破坏制度搞一言堂，而朱氏父子则是将皇帝集权制度化。
与此同时，一扫赵宋的中枢弊病。
中央机构不再冗余职权划分也更明确，六部不再是宰相的应声虫。
正常运转下的阁部院制，六部尚书可以借助通政院，跟内阁那些宰辅们掰掰手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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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的朝会，根本不叫朝会，整个一草台班子。
朱氏父子并非皇帝，诸多官员亦无职务，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而已。
礼乐也没有，因为不能乱用。
就是父子俩来了，朱国祥高居御座之上，朱铭搬一把交椅坐在侧下方，然后就有侍卫呼喊百官上殿。
“拜见大经略，拜见大元帅！”
张根、高景山领衔行礼，众人跟着鞠躬作揖。
朱国祥扫了一眼，只能看清前面两三排，后面那些人全部沦为背景板。他开口说道：“暴宋无道，我父子遂起兵以正乾坤。今宋皇已被俘，奸臣随赵佶奔往东南，正是天下百废待兴之时，还须仰着各位贤才共同治理……”
或许是特殊的空间原因，朱国祥声音不大却传得很远。
相比起朱铭在东京杀人抄家，朱国祥就显得温和仁厚得多，赵宋旧臣都认为这肯定是一位贤君。
开场白说完，就该进入正题了。
群臣已经商量好，由一文一武一宗室做代表劝进。
翰林学士翟汝文率先出列，他是朱铭科举时的考官。当时力保朱铭的考官，只剩翟汝文还活着，因此身份极为特殊，可以称得上是朱铭的座师。
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正名须正位，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翟汝文说得干脆利落，丝毫不绕弯子。
钱忱身为旧宋公主之子，虽然其武职属于虚衔，但他跟朱铭私交不错，因此作为武官代表出列：“天下不可无主，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
赵遹则是宗室代表：“朱经略可先领汉王之爵，请旧宋皇帝择吉日禅让。”
先封王，再禅让，属于最标准的登基流程。
“请朱经略登极御宇！”
先前只是作揖见礼的众人，此刻齐刷刷跪下。
朱国祥按照写好的剧本，问道：“吾儿是何打算？”
朱铭说道：“父亲称王可以，称帝也可以，但不能禅让。”
众人一愣，俱皆愕然。
在传统观念当中，是有“天命”存在的。
天命认可了赵氏，因此天命归宋，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国家。改朝换代，天命转移，禅让就是关键一步新的皇帝和王朝才能拥有法统。
翟汝文身后一个文官站出来：“改朝换代，天命转移，不可不慎重，不可不守礼。”
朱铭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那文官说道：“旧宋起居郎胡安国。”
“胡康侯居然也在东京。”朱铭莞尔一笑，那笑容有些诡异。
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，朱熹的影响力自然最大，而胡安国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，且其《春秋》造诣是公认的两宋第一人。
此人的私德完美无缺，没有任何漏洞可供政敌攻击，做官多年甚至没贪过半文钱。却是秦桧两度拜相的推手，帮助秦桧疯狂排除异己，被时人视作“秦党党魁”。
胡安国推崇“大一统，大复仇”那一套。
鉴于南宋初年遍地乱兵，各路将领有军阀化的征兆，胡安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，收拢帅臣和武将的权力，裁撤那些毫无战斗力的部队。既然要收拢兵权，就暂时不能打仗，必须跟金国议和，因此胡安国跟秦桧在治国方针上达成一致。这是“大一统”。
但与此同时，胡安国又主张尊王攘夷，闹着要给君父复仇，坚决反对“割地求和”。在两次关键时刻，他都积极支持主战派，想要以战促和并且不割地，而且试图让赵构收权之后，治国练兵再进行反攻。这是“大复仇”。
而且胡安国并非放嘴炮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治国思路，其《时政论》二十一篇即强国发展计划。
见朱铭也听说过自己，胡安国非常兴奋，说道：“帝王之命在民心，人君者，其职在养民，有国必先固本，而民为国本也。臣在治国安民一道上，窃与大元帅不谋而合。百姓安乐，则万民归心，必尊王攘夷一扫夷狄。然则，民为邦本，君亦为臣纲。只有君王正心守礼，臣子才不会乱心。禅让之礼，万万不可废！”
朱铭问道：“天命何在？”
胡安国说：“天命不可妄揣，只可感应之。天命转移，应在民心逆顺。得民心者，便得天命矣，正如经略与元帅这般。”
朱铭又问：“吾之天命，既从民心而来，为何要赵宋皇帝禅让？”
胡安国说：“顺理成章。如今民心已定，只缺禅让之礼，一旦禅让礼成，天命便告转移。”
“我不搞禅让，天命就不在了吗？民心就会思慕旧宋吗？”朱铭质问道。
“这……”
胡安国整理措辞道：“礼有本末。正身治人，礼之本也；威仪文辞，礼之末也。今经略已得礼之本，为何要弃礼之末？弃末固不伤本，而未尽其全功也。”
此言一出，群臣不禁点头，当世大儒说话果然有水平。
胡安国的意思是说，繁文缛节属于礼的表象，礼的内涵是以心正身而待人。既然已经有内涵了，为什么要舍弃表象？登基这种大事，应当表里合一才能完美。他支持搞禅让，并非什么舍本逐末，而是本末全都要！
朱铭笑了笑没有立即反驳。
胡安国继续说：“礼，国之干也。敬，礼之舆也。不敬则礼不行，礼不行则上下昏，何以长世？”
这是在引用《左传》，说礼（包括国家制度）是国家的主干，而敬则是通往礼的车马。正心诚意固然重要，繁文缛节也必须遵守，如果不守礼制，就缺一个做事标准，全国上下就要乱套。
朱铭猛地来一句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……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孔子这段话，我却更看重‘所损益’三个字。”
商礼是修改夏礼而制定的，周礼是修改商礼而制定的，礼的形式不断改变，但礼的内涵万世不变。
朱铭的意思是说，大家都盯着“不变”，但他却关注于“改变”。
胡安国心中一惊，不只是他，很多官员都开始惴惴不安。
朱铭根本就不是在跟大家商量，而是在发表宣言：老子要改规矩了！
改的可不仅是天命转移的规矩，肯定还有很多别的规矩。
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？
孔子的“所损益”三个字，就为变法派提供了弹药。守住礼法的内涵不变即可，剩下的具体表现形式，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改进。
精神内涵不可变，是礼之本、礼之常。
繁文缛节可以变，是礼之末、礼之变。
这符合儒家经义。
朱铭说道：“天命，是我父子匡乱世、济百姓，以天人感应而自行流转。与那赵宋何干？让赵桓禅位，难道不像是乞讨得来？也不能说乞讨，更像逼着他交出宝物，就活像是从他手里抢来的。如果要敬天告民，登极大典就足够了，何必画蛇添足行禅让之礼？”
朱铭盯着胡安国说：“你且说说三代以下，哪个皇帝禅让是自愿的？强逼旧君禅让，还三请三辞，这有半点敬的意思吗？非但不敬，还欺天愚民！你自认为知晓礼之本末，实则在舍本逐末！”
“不敢！”
胡安国连忙低头否认，他知道朱铭在诡辩，但诡辩得也有些蛮横道理。而且以现在两人的身份，有些事情不能乱说，朱铭必定能够赢得辩论。
众人看向朱国祥，想听听这位什么反应。
可惜没有任何反应，朱国祥笑呵呵坐在上面，如同一尊泥塑的弥勒佛。
赵宋旧臣俱皆骇然，原来真正主事的是朱元帅，朱经略在这种时候居然不发表意见。
今后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吧？
玄武门之变，深层原因就是李渊与李世民的矛盾。
朱国祥终于还是说话了，温言细语道：“禅让之礼，可以不用，有登极大典即可。如今宇内未平，也可先不称帝，明年元旦当称王建制。所立官制，也与旧宋不同。旧宋先用三省六部制，再改中书门下制，复用三省六部制。改来改去，莫衷其是，反倒弊病横生。吾儿且说说。”
朱铭接过话头：“新的制度，叫阁部院制。”
“各殿大学士，组建内阁，皆为阁臣。阁臣之首，为首辅，也可视为太宰、左相、首相。阁臣之次，为次辅，也可视为少宰、右相、次相。其余阁臣，等同于副宰相。”
“御史台，改为督察院。”
“银台司，改为通政院。”
“枢密院，保留不变。”
“一阁三院六部，此为新朝之中枢。”
父子俩没有增加部级机构，依旧是六部，财权归于户部。
宋代有个三司使，别称“计相”，乃首席财政大臣。很快就畸变为庞然大物，上欺宰相，下压六部。连军事都能插手，打仗前先考虑财政得失，还造成大规模职权重叠，元丰改制时重点予以废除。
有这前车之鉴，朱铭自然不会再设。
至于通政院，就是明代的通政司。这玩意儿在明初权力极大，是皇帝处理朝政、沟通内外的主要机构，六科不过是通政司的下属部门。
内阁出现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侵夺通政司大权，接着又收编翰林院，继而再辖制六科——整个过程，用了上百年时间，内阁终于诞生权相。
如果通政司正常运转，就不需要什么司礼监了。
朱铭又仔细讲述“一阁三院六部”的权责划分，群臣为之骇然，就连张根、高景山都颇为震惊。
一旦这种中枢构架落实，皇权将达到一个顶峰，宰相的权力被大大制约。
这跟宋徽宗的任性妄为不同，宋徽宗靠破坏制度搞一言堂，而朱氏父子则是将皇帝集权制度化。
与此同时，一扫赵宋的中枢弊病。
中央机构不再冗余职权划分也更明确，六部不再是宰相的应声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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